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美國槍支暴力頑疾

5月14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發生槍擊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3人受傷;10天后,得克薩斯州一所小學又發生槍擊事件,導致至少19名兒童和2名教師遇害。不斷發生的槍擊事件再度引起美國社會對槍支暴力的關注。

作為美國社會經久不衰的一個公共議題,槍支暴力和槍支管控問題涉及美國的歷史文化、憲法權利、黨派政治與資本利益等,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目前,因槍支暴力造成大量傷亡已經成為美國人生活的常態。槍支暴力氾濫不僅嚴重威脅到美國人民的基本生命權,而且也映射出美國社會嚴重的種族問題和政府治理危機。槍支管控進程的停滯不前充斥著黨派政治和資本利益之間的糾葛,其背後的資本邏輯揭露了美國政府保護資本而非民眾的本質,亦警示“美式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矛盾。

美國槍支暴力的氾濫給社會帶來巨大安全隱患。據“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發佈的統計數據,近年來美國槍支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從2019年的39580人上升到2020年的43671人,再到2021年的45007人,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換言之,平均每天有超過110個美國人死於槍口之下。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美國人死於槍殺的概率要高出20多倍。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統計數據,2020年的謀殺犯罪中,約有79%的案件與槍支相關,這也是自1968年以來的最高值。

槍支暴力案件頻發及其造成的大量傷亡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民眾的基本生命權,其背後更隱藏著美國社會種族不平等的殘酷現實。美國槍支暴力對有色人種社區産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其中非洲裔美國人因槍支暴力死亡的可能性要高於整體平均水準的4倍,並高於白人12倍。粗略估算,2020年的19350起槍殺事件死亡人數中,非洲裔美國人佔了62%,白人僅佔21%。不僅如此,近年來有色人種中年輕人使用槍支自殺的比例也在逐年攀升。研究表明,在過去10年中,非洲裔青少年的槍支自殺率增加了一倍多,白人青少年則增加了35%。

有色人種槍支暴力死亡率大幅增長的根源在於美國社會長期的系統性不平等與結構性種族主義。一方面,美國社會對有色人種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和不平等對待決定了他們在經濟、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獲得的機會有限,也導致了其所處環境往往治安情況較差、族群暴力頻發;另一方面,有色人種的孩子也會遭到個人和系統層面的種族歧視。在其成長過程中,他們容易因社區和社會上的槍支暴力案件而受到心理創傷。近年來美國經濟低迷、種族矛盾激化、極端暴力事件頻發,對少數族裔青少年的影響極大,廣泛存在的針對有色人種的警察暴行和大規模槍擊事件等亦會使其對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産生懷疑。

導致美國槍支暴力氾濫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其盛行的槍支文化和滯後的槍支管控能力,體現了美國政府的治理失能。

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槍支數量最多的國家,並且該數值仍在逐年攀升。根據2021年全美槍支調查,32%的美國人表示自己擁有槍支。這意味著,超過8140萬美國人擁有槍支,而這還未包括非法取得槍支的情況。

美國的擁槍情況與美國社會盛行的槍支文化密切相關。自建國之初,槍支就融入美國社會,成為許多美國人的驕傲。無論是狩獵、運動射擊還是個人防護,大多數槍支擁有者都將攜帶武器的權利視為其自由的核心。美國人對槍的“癡迷”根植于其歷史和共和文化。在早期的殖民歷史、獨立戰爭和西進運動中,槍械曾“陪伴”美國人抵禦外敵、保護自我和開拓邊疆,美國人也將擁有武器的權利看作預防政府獨裁、保障民主的必要手段。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更以法律的形式將公民的這一權利合法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確規定:“……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受到侵犯。”美國人的歷史經歷和憲法權利決定了其對“擁槍自由”的執著,因此即使在槍支暴力氾濫、大規模槍殺和校園槍擊案頻發的背景之下,美國社會也只是提出“管控槍支”的要求。

滯後的槍支管控是導致美國槍支暴力氾濫的另一重要原因。近年來,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國皆因大規模槍殺案件而加緊對槍支的管理,但美國方面尚未有所行動。美國政府已有超過25年沒有通過重要的控槍法律。雖然政府對槍支銷售和持有設置了一些基本限制,例如1993年的《佈雷迪法》要求對從聯邦授權經銷商處購買槍支的所有無證個人進行背景調查,但最高法院卻在近年撤銷了某些槍支法。2008年,法院推翻了華盛頓特區實施了30多年的禁止使用的法律。同時,各州和城市對槍支的管控法律並不相同,降低了聯邦控槍法律的執行力。民主黨與共和黨執政時期對控槍法律的立場不一,政策延續性不足,也限制了政府在槍支管理方面的治理能力。例如,2016年奧巴馬執政時期雖然下達了一系列關於槍支管控的行政令,卻難以獲得執行,並且許多都被特朗普政府推翻。這一切,都體現了美國政府在管理槍支、保障民生方面的失職與失能。

美國的槍支管控之所以難有重大突破,根源在於資本力量的主導。雖然從表面上來看,是美國盛行的槍支文化、黨派之爭以及利益集團的遊説導致槍支管控進程的相對滯後,但其根源都在於美國資本的強大力量。

美國盛行的槍支文化源自美國早期的邊疆開拓史,同時也源自槍械製造商的長期宣傳。歷史學家邁克爾貝勒希爾斯在其著作《武裝美國:美國槍文化的誕生》中指出,美國的槍支文化並非起源於殖民時期和獨立戰爭時期,而是在19世紀中期槍支製造廣泛發展之時。製造商的大肆宣傳加強了槍支文化,流行文化以及電視、電影、電子遊戲和其他娛樂形式中槍支的廣泛使用,以及媒體報道中不斷出現的槍支暴力新聞等都加強了美國民眾擁槍的意願,使美國的槍支文化成為一種頑癥。

另一方面,代表不同資本利益的遊説集團對政黨的遊説作用,加劇了兩黨在槍支管控問題上的分歧,阻礙控槍法律的通過。以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為代表的槍支遊説團體和槍支製造商利用金錢“賄賂”各級立法者支援他們的議程。全國步槍協會是反對槍支管制的利益集團中勢力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一個組織,只支援擁護擁槍自由權利的政黨和候選人(主要是共和黨)。該組織擁有近400萬會員,其中許多是槍支生産商和經銷商。在2016年,全國步槍協會花費5400萬美元支援各地選舉,其中有3000萬美元幫助特朗普當選。由於代表著不同的選民群體和不同的資本利益,在槍支管控問題上,美民主黨與共和黨歷來存在分歧,並且這一分歧在日漸擴大。民主黨對控槍的支援率從2001年的61%增加到91%,共和黨則從44%降低到24%。隨著黨派政治的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兩黨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只會更低。

總而言之,美國強盛的槍支文化和政府對槍支管控治理的失能導致了美國社會日漸氾濫的槍支暴力現象,嚴重威脅美國人民的人身安全。然而,在資本力量的主導作用之下,美國的槍支管控問題難以得到解決。在美國這個強調“自由和民主”的國度裏,槍支的自由支配權被認為是保障民眾及其人權的重要手段,卻在事實上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安,侵犯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並在極端分子的暴亂中威脅到美國的“民主政權”。從這個角度來説,美國的槍支暴力問題向世人揭示了美國政府聽從資本而非民意的非民主本質,體現了美式民主與基本人權之間的矛盾。

(作者:俞鳳,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關於我們外宣服務與廣告服務 違法和不良資訊舉報電話舉報流程